一起诈骗案的不起诉辩护小结
最近办理的一起诈骗案件，检察院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。当事人在公司做过业务员，也当过组长。公司账户收款超过六百万元，决定书认定他个人工作期间涉案诈骗金额三十万余元、违法所得近六万元。从这些情况看，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案子。
我认为，本案一条很重要的辩护意见，是当事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公司可能在诈骗。公司后来被查出问题，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员工从入职第一天起就知道其中的实情。
他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公司有问题的
业务开展过程中，确实存在虚假宣传，也有“无效退款”的承诺。这些情况不能回避。但我在辩护中提出，还应当查清：当事人当时是否相信公司会履行退款承诺？他什么时候才知道客户拿不到退款？知道以后，又有没有继续参与？
如果公司实际兑现退款承诺，这对判断其收款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是需要考虑的事实。对业务员来说，相信公司会按承诺退款，与明知公司只收钱、不准备退款仍继续招揽客户，也不是一回事。当然，不能简单地说退款了就一定不是诈骗，或者后来不退款就一定是诈骗，仍要看收款时的真实意图和具体行为。
本案中，我提出，当事人很可能是在公司不能兑现退款承诺后，才开始怀疑公司有非法占有客户钱款的意思，并随即选择离开。他刚从学校出来参加工作，对公司的认识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的，而不是一开始就明知诈骗还加入其中。
这一点，在我看来是说得通、也值得认真审查的。不能用他后来知道的事情，倒推他此前一直知道。即使供述、转账和其他材料表面上能够相互对应，对他何时知情、知情以后做了什么，仍然要问清楚。
发现不对后离开，和明知后继续做，应当分开看
当事人意识到异常后选择离职，这是我重视的一个情况。如果一个人此前并不知情，发现问题后及时停止参与，并主动退还相关所得，这些表现可以支持他没有从一开始就有意参与诈骗的辩解。反过来，如果此前已经明知参与，后来离职、退钱，也不会当然消除已经发生的刑事责任。
本案当事人的不足，是离职时没有及时处理已经领取的工资、提成等款项，其中相关款项后来被认定为违法所得。我认为，对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人，还要考虑他是否知道该怎样处理这种事情。缺少法律经验不能成为免责理由，但也不能只凭他当时没有马上退钱，就认定他从开始工作时已经明知诈骗。
我向当事人解释了案件的法律风险，也说明了退赃的意义。此后，他积极配合，退出相关款项。我的考虑是，主观认识上的争议要讲清楚，能够补救的事情也应当尽快做，而不是等所有争议都有了结论，才考虑退赃。
最终是不起诉，但不是无罪认定
检察院最终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。决定书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，同时认定他系从犯，具有坦白、自愿认罪认罚、全额退赃等情节，犯罪情节轻微。
检察院没有以当事人主观不明知为由作出无罪性质的不起诉决定。不过，从最终处理结果看，我认为本案的特殊情况得到了重视。对于一名担任过组长、涉及上述金额的当事人，原本面临的刑罚风险不容低估。最后能够争取到相对不起诉，这个结果并不容易。
在我看来，这是一种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兼顾责任与宽缓的处理。既没有否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，也给了他改正后回到正常生活的机会。至于我提出的主观明知争议在决定中起了多大作用，文书没有明确说明，不能替检察院作出解释。
同一个案件里，不同人的参与时间、所起作用、知情程度和案后表现可能不同。公平不是只看金额、职务相近，就要求结果一模一样，而是把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看清楚，再依法作出处理。这也是我认为本案结果体现实质公平的地方。
我的一点办案体会
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，年轻人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。有的业务包装得很像正常经营，等到客户退款出了问题，员工才开始察觉不对。办理这类案件，我更愿意把当事人当时能知道什么、后来知道了什么，一件一件理清，而不是只看他的职务或者公司最后出了多大的事。
有些案件，争取无罪处理确实有难度，但符合条件时，仍可以争取相对不起诉。特别是主观明知的形成时间存在争议时，律师不能因为当事人认罪认罚，就不再审查这些问题；同时，也要把从犯、退赃等具体情节向办案机关说明。证据不足的，应当依法提出证据不足的意见；认定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、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，则可以争取相对不起诉。
我觉得，相对不起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，确实给这类案件留出了一定的缓冲余地。无罪意见没有被采纳，不意味着辩护工作就没有意义。能够把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讲清楚，让最终处理不止于笼统地看罪名和金额，同样是律师应当认真争取的事情。
这类案子，我通常先让当事人真正理解自己面临的问题。有依据的争议，要认真提出；能够退还的款项，要依法处理。律师的工作，不只是反复请求宽大处理，也不是一开始就争到底，而是把真正影响责任的事实说明白，把对当事人有利的事情做扎实。
不起诉决定书（脱敏展示）
为保护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隐私，已隐去姓名、身份信息、案号、办案单位、地域及部分特殊案情；保留辩护人信息、部分案情与金额、归案日期、文书落款日期及主要处理依据。文书仅作去敏与水印处理，未改写原件文字。
法律依据核对：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。